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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因诗杀人的真相

来源:唐山文学网 日期:2019-5-28 分类:创意美文

唐代“因诗杀人”的真相

季风 书房记

自古“文人相轻”。研究学术、读诗书的人往往在内心深处都带着一点点轻狂与自恋,这也就容易在与人交往时引发矛盾。历史上,两个彼此看不顺眼的读书人见面不理不睬的有,张嘴就骂的有,甚至一个眼神不合直接打起来的也有。但是无论如何,在封建圣贤文化的训诫下,读书人之间的争斗都是点到即止,而因为一句诗而杀人,同时被杀者还是自己外甥的,恐怕除了宋之问以外,就再找不出第二人了。那么,宋之问是否真的为了一句诗而杀害了自己的外甥呢?

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大约在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宋之问正在家中吟诗作画。这个时候,外甥刘希夷的登门造访却让他的心绪再也难以平复。原来,刘希夷带来了一首诗想要同舅舅探讨,而这一首诗,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代悲白头翁》。和自己的舅舅有所不同的是,虽然刘希夷的诗名和才华在当时颇受推崇,但他对做官却没有多大兴趣,对于朝廷的委任屡屡推辞。这让宋之问这个做长辈的颇为不满。

然而,当宋之问接过诗作看过之后,马上就折服了: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

尤其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句,宋之问读来爱不释手,并且将诗稿紧紧攥在手里不肯归还。过了好一会儿,宋之问才慢悠悠地对外甥说:“这首诗我看了,写得很好,不过还是有值得切磋的地方。今天天色有点暗了,诗文看得不是很清楚,先在舅舅这里放一放,你先回去,过几天再还给你吧。”

听了这样的话,刘希夷以为是舅舅不愿意留自己吃饭,于是马上起身告辞。然而,一连几天过去了,宋之问却似乎早已经将指点诗文的事情忘在了脑后。不得已,刘希夷只好再一次登门拜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见面,宋之问似乎热情了许多,不但招呼家人准备了一桌酒席,还狠狠地夸了外甥一番。等到酒过三巡,宋之问看似无心地问了一句:“庭芝,你的学问大有长进,但是光有学问,不会做官也是不行的。舅舅准备把你的诗献上去,帮你博一个前程。”

对于这样的打算,刘希夷自然是嗤之以鼻的,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提议,并且说道:“我和舅舅几乎同榜中举,如果当初有心做官,恐怕如今也不在舅舅之下。”

听了刘希夷的话,宋之问顿时感到脸上无光,但是他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继续说道:“这么好的文采,却不愿意好好做官,岂不是浪费了?你要真没这个心思,不如就把这首诗让给舅舅,如何?”

可以想象,刘希夷这样一个连做官都不放在眼里的清流,对宋之问的提安康看癫痫病哪家靠谱议是根本不会理会的四点关于防治癫痫在饮食知识,舅甥二人的宴席自然也是不欢而散。然而,对于刘希夷不肯出让诗稿的决定,宋之问却没有死心。几天后,他又让自己的门客去找刘希夷,询问让渡这首《代悲白头翁》的可能性。刘希夷的态度依然非常强硬:研究可以,但是要把自己的诗作让给别人,绝对不行!

一方面,是宋之问对绝佳诗稿的朝思暮想;另一方面,是诗稿作者的决不妥协。一来二去,宋之问也耐不住性子了,因为诗稿本来就是一件流通性的文化产品,一旦事情闹大,或者对方公布了出去,自己就算有再大的能耐也无济于事。再想想平时刘希夷总是一副自视甚高的样子,宋之问终于对自己的外甥动了杀念。不久,宋之问吩咐自己的门客将刘希夷骗到一面土墙下,用装满黄泥的布袋将其砸死。可怜刘希夷年少成名,才华横溢,却在年仅三十岁的时候就惨遭横祸,而下毒手加害他的,竟然还是他的舅舅!在杀害了外甥之后,宋之问马上将那首让自己日思夜想的《代悲白头翁》据为己有,仅仅更改了诗句当中几个他认为“可修改”的字,就公布了。

然而令宋之问想不到的是,他“因诗杀人”这样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被知情者泄漏了出去,并且被史书记录在案,成了令后世不齿的罪行。关于刘希夷的惨死,唐朝人刘肃在其《大唐新语》中稍显含糊地记录了“或云宋之问害之”几个字。而在韦绚编著的《刘宾客嘉话录》当中,这一惨案的经过也就更为丰富了:“……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再往后,历朝历代的史书、稗官野史当中,都采信了这一说法,那就是宋之问非常喜欢《代悲白头翁》,为了将诗作据为己有,不惜痛下杀手,害死了自己的外甥。

实际上,对于宋之问是否真的制造过这样一个惨剧,后世研究者也是存有不同意见的。从史料上看,刘肃的《大唐新语》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先提到宋之问“杀甥夺诗”的文献,而这本书当中模棱两可的“或云”一词,实际上就是一种猜测之辞大兴安岭地区哪家医院癫痫病最好。而《大唐新语》从内容上来讲,又带有强烈的小说色彩,其真实性必然要大打折扣。韦绚的著作虽然从前因后果上讲得很明白,但他毕竟是距离当年那出惨案一百年后才出生的人,同样也缺乏绝对的权威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宋代欧阳修等人合力编著的《新唐书·宋之问传》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值得人深思:“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再翻看宋之问自己的文章,“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直于洛城西”,这两篇文献当中的“分直”都是入直习艺馆的意思,而“甫冠”,即刚满二十岁。这些信息基本上就确定了宋之问应该出生在公元670年前后。对比一下刘希夷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中举时“二十五岁”,就应该能推算出,宋之问比自己的外甥是小二十岁的。刘希夷三十岁时死于非命,那么当时一个年仅十岁的孩童,又是如何“谋财害命”的呢?

另外,宋之问如果真的对自己的亲人下了杀手,这种伤害人伦的行为又如何能够逃脱官司且还能安稳做官的呢?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文人墨客往往都是红透半边天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在众目睽睽之下想要杀人夺诗,恐怕不光是礼法不容,就只怕作案条件都是不具备的。更何况,现代能够查阅的资料当中,也没有一星半点关于宋之问被“刑讯下狱”的记载。也就是说,官方根本没有他违法犯纪的史料。

所以,无论是史料记述的权威性,还是按照史书推测出的当事双方年龄,抑或官方遗留的癫痫药物卡马西平效果好吗公文,都难以支撑宋之问杀害他人夺取诗稿的恶行。而关于宋之问“因诗杀人”的观点,很可能是以讹传讹的错误刊载,也可能是由于唐人对于宋之问当年谄媚权贵、品行低劣行为过于厌恶而臆想、捕风捉影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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